原文地址：http://youth.sysu.edu.cn/bencandy.php?fid=46&id=855
[核心导读]
“青年中国说——你可以改变世界”下半年首场在中山大学东校区公教楼拉开帷幕。嘉宾是凤凰博报知名博主闾丘露薇和笑蜀先生，演讲主题是《青年与时代》。嘉宾妙语连珠，现场一片叫好声。本文为其演讲内容的录音整理。
李晓明：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各位的盛情，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同学及大学城各位同学的热情。今天是我们凤凰网“青年中国说”的第五场，也是今年下半年的开场。这次活动由我们凤凰网主办，由21cn网、国际记者网协办，同时中山大学传媒（播）与设计学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在此一并感谢。今天晚上的两位主讲嘉宾大家一定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著名的电视主持人闾丘露薇老师，著名的时评家、著名的媒体人笑蜀老师。今晚到场的还有一些嘉宾：21cn副总编辑曹谢红，国际记者网代表，凤凰网首席运营官李亚。有请李亚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李亚：刚刚讲话的是我们凤凰博报的总监李晓明老师。他实在是hold不住了，主要是大家的这个场面让我们感觉到十几年前我们在校园才有的感受。今年是辛亥百年之际，我们凤凰博报能够请到笑蜀和闾丘露薇老师在中山先生的大学进行“青年中国说——青年与时代，你可以改变世界”这样的演讲与对话是非常让人激动的。13年前，中大的刘小枫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这一代人的怕与爱》，我想爱在我们心中从未泯灭，但是在大家刚刚进入校园或者即将步出校园之际我们怕什么呢？也许我们会怕，一走出校园，没有一个刚大的你会向现实低头，会失去对理想的追求，也许会被高起的房价压得成为一个现实的放弃了理想的人，放弃了对爱与成功的追求。我们有幸请到我们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灵魂的代表，两位能够与我们分享他们对各位的鼓舞与寄语。我觉得他们执著也正是由于有各位的存在，感谢各位也希望各位有请他们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盛宴。
闾丘露薇：谢谢，“公知”现在是骂人的，所以我现在一听见“公知”这两个字都觉得要抖一抖，觉得承受得了吗？很感谢大家，前面会多两个位置到时候，看谁会来坐。额，开头因为今天对着大家人很多，我不知道开头该怎么讲，我第一次感觉很紧张。人太多，压力太大，不好意思。
其实最近，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我大概是跑了东北的四所大学。在大学里边和大家同龄人们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有很多人有一种困惑感，尤其是刚刚步入大学的这些大一的新生们，他们当中有一个哈工大的同学，他跟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学法律的，当我来到哈工大之后，我们宪法课的老师天天跟我们说，让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我就想我怎么办呢，对着这样一个社会？然后因为听了越来越多的不好，是变得麻木还是应该有怎样的一个选择？“我当时给他的一个回答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意识到这样一个社会就是不美满的，就是不圆满的。那当你的老师能够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告诉你的话，其实是老师对你未来发展的这样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媒体所承担的。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不是大家听宣传的时候构建得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它是真实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各样人所融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很复杂的景象。当你知道了这个社会的真相之后，你再有可能才知道我到底有怎样一种选择，到底是让自己变得麻木还是说你还有一个可能。那你会觉得说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不美好，那我学法律或者像我一样，因为我是做媒体，就会觉得有意思，因为有我们的存在所以这个社会可能会变得好一点点。可能会让一些我们觉得看着不公平的事情发展得慢一点点。
青年人到底可以做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其实我想很多同学已经去看过我的利比亚的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我更多的是记录的我在当地的遇到的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因为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平均年龄非常的低，所以是个年轻人占大多数，50%这样一个比例的地方。你会看到年轻人可以做什么？年轻人当他透过卫星电视知道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会产生对自己的这样一种想法，他会跟自己说：”为什么我不能跟其他地方的那样一些人有同样一种生活呢？为什么我们被告诉，被卡扎菲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国家非常的富有，但是如果透过那些电影电视看到的话，为什么我生活的这个地方道路是那么的差，城市建设是那么的差？为什么我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房子我买不起？为什么我想说我心里面的一些话但是往往有可能会承担一些后果？因为有可能被消失或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当你有了很多很多为什么之后，你就会去寻找产生为什么的理由。当你透过你自己的一些思考，当你透过自己去搜集一些讯息之后你肯定慢慢会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慢慢形成的一种判断或者观点。当你未来遇到很多的要选择的这样一种情况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是变得麻木还是应该要站出来。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会觉得在班加西很多人觉得那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家看不到未来的这样一个地方，而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很好奇为什么好像一个公民社会可以那么快速地推行起来。当没有政府的时候，这个城市有很多年轻人当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中年人、老年人，他们会主动到一些空车、校园里面放上一张张桌子，这些桌子里面贴上纸条，告诉大家说你想要清洁这个城市，你可以到这里报名；如果你想要去照顾那些失去父母或父亲家人正在外面打仗的这些些孩子的话，你可以到这里报名；或者你想去医院救护这些伤员的时候，或者受伤的民众的时候，你可以到这里报名。所有这些是没有组织的，所有这些都是大家觉得应该做然后走到这个地方做到了这些。而事实上，这样一种精神其实回看我们中国的话很多时候都会看到的。
我还记得，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反应最快的就是我们民间社会，当中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年轻人。他们直觉的快速的这样一个反应想要去为受到灾害的这些人做一点什么。而事实上，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一直对广州这个地方非常有感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广州的普通的年轻人在做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它会改变广州。比方说，他们要保护广州的本土文化，他们会透过影像会透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传递这样一种声音；他们会透过一些行为艺术去要求政府关注到灯光污染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知道光头行动，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组织。这些都会让大家看到很多很多的希望，因为这些日子在很多大学很普遍。
很多学新闻的同学他们非常关注国际事务，经常问一些问题：国际形势怎么样了？或者在最后要签书的时候他们会说：“能不能写几个字，我想写要坚持新闻理想。”然后，我好好奇地说：“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跟你们谈论的那一个名字‘陈光诚’。我当时已经跟你们说了这次我只给你四个字“要光要诚”，你要不要？你懂不懂那是谁？”然后他们就会显得非常的茫然，不是说不要，而是非常的茫然。我会觉得我之前在讲座里面花的这些时间，跟他们分享的东西他们好像没有听进去。然后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我会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坐在下面在听我这样一个演讲的时候，他绝大多数的时候可能都在想同一件事情：我待会儿要找她签字，然后我要让她写下一句话。但是真正其实对自己有营养的或者说稍微有些帮助的，其实就是在我们讲述和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在你聆听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聆听过程中的思考过程。而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分享的就在那些文字里面，而不是到最后为了一个签名或者是为了留下这样一句话。
我会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教育让我们会过于的注重一些表面的东西，然后去忽略了问题的实质。看到他们这样，我后来对他们讲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是学新闻的，那你肯定要关心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只关心利比亚的仗打得怎么样？卡扎菲有没有被抓到？但是你却不知道我们身边发生的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影响的这些新闻事件，不管它是能够被提及或者不能被提及的。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兴趣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你未来怎样进入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行业来说，你需要关注的点非常的多而且未来即使不做新闻这一行的话，如果你永远都是关注一些非常宏大的远离我们的大的这些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你面对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小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怎样做一个选择，因为你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到底会怎么办。
最近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在佛山发生的”小悦悦”这样一个事情。你在网上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批评那十八个人的表现，觉得他们过于冷漠，觉得那十八个人似乎就代表了所有中国人。其实这事情非常有趣，如果大家刚才有参加凤凰网和南都举办的这样一个公益论坛的时候，当你看着坐在上面的那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在自己所生活的这些地方所做的关于帮助身边受家暴的孩子、被忽略的孩子、有特殊需求的这些孩子的时候，你突然又会觉得这世界好像挺好的。其实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它有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温暖的事情发生。我想当我们再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些数字一些人突然之间就好像马上快速的对你生活的这个社会形成一个印象，然后导致一种偏见。”
而小悦悦的事，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如果我是第一个开车撞到小悦悦的人，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第一个路人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到底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问了自己，知道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之后，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有一点点改变。我在我的微博上对一些媒体把第十九位女士的身份非常地强调她是捡垃圾的或者是拾荒者。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我的一个看法是：我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我们判断一个人，在讲述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习惯了用她的一个社会身份或者她的职业？其实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完整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他的职业。我想是因为他的心灵上的一种完整，他的底线在那里。很多人会说：“因为她是捡垃圾的，所以她不看报纸，然后她从来没有机会上网络来接触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她会还有良心存在。”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逻辑。其实说老实话有很多捡垃圾的收入比我们大学生还要高，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情。而且你怎么知道，一个捡垃圾的人她能够，如果你把身份贴在她身上的话是不是就预示着所有捡垃圾的人不会再前十八个人里面呢。如果第十九个救小姑娘的人是富豪怎么办，是大学教授怎么办？我们又会得出怎样的解读？又会因为他的身份产生怎样的讨论呢？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讨论，好想离开了这样一件事情。
（插曲：——（闾）大家为什么要笑呢？哦。是因为这个吗？——（学）不是。——哦，这又是外表的东西，大家不要关注。对吧。热不热闹，并不代表我们讲座成不成功。）
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太多的时间，因为待会儿笑蜀老师会有他的一段开场白。我很期待跟大家的互动。我老实告诉大家，每次到大学校园我都会从大家的提问一方面学习大家在想什么，另一方面帮助我感受一下这间大学的气氛，或者说同学之间的这个氛围，说得直白一点，感受一下这间大学的水平如何。不好意思。中大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因为在我们讲座准备的过程中包括把笑蜀老师请过来，他是很难得走近大学校园的。所以待会儿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问题可以问一下笑蜀老师。
这会儿我想讲一件也是这两天遇见的事情。在大连签售的时候，有一个初三的学生在我这里签了两本书，他在听我讲完之后，要我写下“要光要诚”四个字。然后回家之后他就做了一件事，他上网去查了很多很多资料，问他爸爸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知道了很多的资讯之后，我们其实第一个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他爸爸给我发了个私信说：“我怎么办呀？”看来这个为什么似乎是把他在学校里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完全地颠覆了。他怎么回答，他无语了。我跟他爸爸说：“其实没关系呀。你的儿子提早进入了大学生活，知道了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恭喜你，因为你们家的这个孩子他是有自己去搜索，让自己去产生疑惑和兴趣的资讯，然后问自己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不可能每件事情我们在抉择时旁边有一个人告诉你怎么想是比较恰当的。
我们的人生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步一步感知其实都是靠大家自己。你要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不断问为什么的习惯，养成质疑你所听到的资讯的习惯。当然，所谓的“质疑”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太愤青，所谓的“质疑”很多时候是把自己放在抗拒、不接受，另外一种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不认同的这样一种姿态上面，这样其实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世界真的很大，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会遇到我很多没有听说过，甚至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确实真正发生着。那是因为我们见识肯定永远都是未满的，它永远都在无限增大。我们是依靠我们的思考去慢慢减少我们的无知，而一个开阔的胸怀它能帮助我们去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大，而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很大很大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自己所处的一个状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不会变得自大，也不会变得自卑。
李晓明：有请笑蜀老师。特别说明一下笑蜀老师也是我们中大的校友。
笑蜀：谢谢闾丘的抬爱，她的演讲给我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希望同学不要对我期待太大高，因为标杆有点高，我不一定跳得过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晓明老师也说了，我跟大家是校友，在三十年前我跟你们一样也坐在中山大学的大教室里。而且那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我是一个中大校友而自豪，不客气的讲。我不需要恭维谁，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认为，至少在这十几年来，中山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正在取代北大在中国高校中的位置。这主要是在开放、在包容、在自由，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都不能和我们亲爱的中大相比。所以作为中大的校友，我感到很自豪。开场白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在中大《青年与时代》这个主题之后，我想了很久。我想从问题切入，青年与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青年在我们这个时代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一个心态问题。就是说内心的那种无组织，内心的无序（没有秩序）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一点不能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内心的无组织、无秩序，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建立起组织，建立起秩序。那么我们当然也就谈不上来改变世界，今天的主题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心态是什么心态问题？主要是一种严重的无力感，无助感。这种无力感，无助感主要发端于严重的挫败感和失败感。理想在现实中到处碰壁，看不到出路，而且现实好像凝固了，看不到尽头，看不到任何的变化。挫败感和失败感导致一种严无力感和无助感，无力感和无助感导致一种绝望感和失望感，绝望感和失望感导致一种自我压迫，一种焦虑。这是我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青年问题中我认为最突出的问题。这恐怕也不只是青年人的一种心态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内心的无组织、无秩序的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心态有它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我想是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常会有人说，比如郎咸平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代。”当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郎咸平在美国的时候他并没有经历过当时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代，当他回来了之后，这个时代已谈不上是最黑暗的时代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评价太夸张了。但是呢，他的评价也有他的合理性。单从权力体系自身来看，的的确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在是整个权力体系最黑暗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我这儿有个定义，在权力体系以内。我前天在北京和南方报业的前掌门人范以锦老师跟腾讯的同学有一个互动。在互动中，范以锦老师讲了六十二年以来中国舆论监督的历史。我听到之后感到很新奇，我没有想到50年代曾经是中国舆论监督的黄金时代。舆论监督曾经那么繁荣，80年代是第二个繁荣时期。在回顾这段历史当中，范以锦老师不断发出感叹，什么感慨，就是：今不如昔。就是说所以发生在50年代，80年代的那些故事在今天完全是不可以想象的。
对于范老师的回顾我有两点点评。第一点是50年代，80年代之所以可以放开舆论监督那是因为权利有充分的自信，不怕批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权力与利益的勾连没有那么紧密，当时的利益也不像现在的那么巨大。但是无论怎么解释，从范老师的回顾来看，的确在权力体系范围以内这是最黑暗的时代。而且权力的那种顽固，权力对利益追逐的那种疯狂已经到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地步。所以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虑，也不知道现在这样一个局面什么时候是尽头。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青年人的心态问题、社会的心态问题是必然。它本质上是一种终本效应。如果说这是一种极端的心态的话，那么这种心态本身就是权力极端导致的必然的结果。
我愿意去理解它，但是理解不等于同意。我不同意这种极端的心态，我们国家还有温暖，还有光明，还有欢乐，这绝对不是权力一个角落的黑暗可以遮蔽的。因此，当我们看到权力的黑暗的同时必须有一个更大是视角，这个视角是整个社会的视角。从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一种新的力量生长起来了，那就是社会的力量。权力不可能再控制一切事情了，社会在权力的禁锢中一点点的挣扎出来。社会在权力的这比经济发展的成就更让人自豪，更让人自信。
我有一篇文章叫做《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是什么来围观？围观就是社会来围观。关注是什么在关注？关注是社会在关注。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生长，这种围观将无从谈起。关注的力量本身就是社会的力量，我们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向上的一面。如果我们视野放到这样一个程度，那我想内心的那种没有组织，没有秩序，内心的那种狂暴、迷乱可以多少可以平静一些。这是第一点，怎么看待心态问题。我那篇文章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很多人说围观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在这儿重点讲一下我的围观理论。他们为什么要批评围观理论，包括我的朋友梁文道。其实我从来就不认为，围观是万能的，围观能够改变一切。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种万能的东西，没有一种能够改变一切的东西。如果一种东西号称它是万能的，号称他能改变一切，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一定是邪教，一定不能相信它，一定要警惕它。同样，围观也是。围观不可能改变一切，如果围观能够改变一切，围观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再需要那样的围观了。正因为围观不能改变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围观。围观不会改变所有的东西，但是，的的确确围观也改变了很多东西。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重庆钉子户事件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围观改变的么？江西的宜黄事件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围观改变的么？李庄案的第二季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围观改变的么？围观现在还在改变陈光诚事件的进程。
当然，相对于现在某些名流主张的直接的公民行动，围观好像不那么激动人心，不那么高调，不那么能够让人血脉膨胀。但是，如果公民行动没有围观做背景，公民行动能够有任何力量么？大家读一读杨小凯的著作就可以知道，像这种行动，公民行动乃至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六十二年的历史上，从来“不绝如诸，不绝于世”。在亚洲最深重的六零年代七零年代，有很多的行动者有很多的革命家。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被封杀在黑屋子里面，被枪毙。没被枪毙的坐穿牢底。直到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是谁，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呢？当时没有围观。现在的公民行动为什么有力量？是因为有围观做一个强大的背景，是因为有围观做一个强大的社会声源。离了这种声源，任何行动都没有意义，都会被封杀在权力的黑屋子里面。
我是做媒体的，我有切身的感受。中国的媒体人为什么现在很大程度上有力量，敢去逼近这个极限，挑战这个极限？固然是因为媒体人自己职业的操守、职业的伦理在起作用，但是更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围观，有强大的社会关注。因为这种关注，要收拾一个媒体人，要收拾一个媒体，这种政治成本、社会成本会高到不可估量的程度。因此任何一个当权者在出手的时候，他都不能不有所忌惮。再者说，围观并不是没有力量，围观是有力量的，围观的力量就主要来源于社会自身。我们社会开始觉醒了，我们社会开始崛起了。在这三十多年以前，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如果看到这一点，那么，是不是你的那种无力感、无助感、焦虑感、压迫感会缓解一些？
刚才讲的是我们需要有个什么样的视野，转换一下我们的角度，转换下我们的视野，可能我们就会淡定很多、平静很多、从容很多。
第二点是我想能不能更多的从我们自身做起。在这个角度我非常欣赏李敖的两句话。第一句是：“这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她自由。”青年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第二句话是：“不要总是去责备环境，责备制度，责备体制。永远只是责备外部因素，不从改变自己做起，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社会在成长，你是这社会中的一员。如果这个社会我把它比作一个广袤的森林，那么你就是其中的一棵树。你做这棵树没有？而做这棵树的机会其实就在你身边，非常多。刚才闾丘也讲到过，她以广州为例。广州有很多公民行动，我前面讲的公民行动更多的是一种抗争，就是我在微博上面反复提到过的较真，这是对于自己公民权利的一种尊重。还有另外一种意义的公民行动，那就是从善出发、从爱出发，这种建设性的、生长性的一种公民行动。
很多人说，也主张公民行动，也主张公民社会，但是现在全面管制，我们有空间么？有可能么？提出这种问题的同学，我想其实他的内心，有一种强大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对于这种管制的力量的恐惧，是对于这个体制的恐惧。实际上是过高估计了体制的力量，过高估计了管制的力量。当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本身就已经被它吓倒了。你低估了你自己，低估了爱的力量和善的力量，而高估了爱或善的对立面的力量。其实，我们跟你们也是一样的。我也曾经非常恐惧，我的内心也非常焦虑。当我说这一席话的时候，其实现在自己也没有完全走出恐惧，走出这种焦虑。我内心现在仍然是挣扎的。只不过，我明白一个方向，我知道我要从这种挣扎当中走出来。同什么挣扎？同恐惧挣扎。因为后来我发现，我恐惧，其实他们更恐惧。恐惧的绝不只是我们自己，他们比我们更恐惧。正是他们的恐惧最终造成了我们的恐惧。如果我们不恐惧，如果我们更自信，我们的公民行动是以爱为主题的，是以善为主题的，是以生长建设为主题的，那么我们何恐惧之有？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
这种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手都有空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至少有两百多万的NGO，这两百多万NGO的主题绝大多数都是公益性质的。也就是说，做好事，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地出发、随时出发去做好事。每个美国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可能会同时属于一个到n个NGO，因此，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属于一个到n个小的精神共同体。所以，在美国，不仅宗教支撑他的精神生活，更有这种丰富多彩的、形形色色的小共同体来支撑他的精神生活，来建立他内心的秩序或组织。我们中国没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广州，刚才闾丘也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很多人说没有空间。广州公民社会的一大特点，是草根NGO非常发达。当然这种非常发达是跟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不是跟美国相比。非常发达的草根NGO绝大多数根本就不去申报，不去备案。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只要志同道合，有时间，有财力，马上就做起来了。这在广州是很常见的。那么这种性质的NGO跟管制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找不到这样的空间呢？
我想说，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无力，并不是那么无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过上我们愿意过的那种公民生活。在这种公民生活当中训练我们自己，培养我们自己的公民素质，为自己做准备，在内心里面做准备，建立一种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那么去做，那么我想一定能够成长起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只要足够强大，他就有足够的力量去驯服权力，就就不可能有权力现在这样的猖狂。所以权力的张狂，责任不完全都在权力，也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上。驯服这个权力，你尽力了没有？我们要尽力首先要有力量，要在内心当中建立起一种力量，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做准备。这样一旦哪一天社会转型突然来临，我们的内心已经有准备了，我们社会已经有准备了，那么这个转型可以是非常平稳、非常平和、非常自然的，它的代价就是最小的。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根本没有准备，我们都把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把体制当成垃圾桶，什么脏的都往体制里面甩，我们自己是干净的、清洁的，我们自己是没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坐那儿骂体制就可以了。但是骂体制能骂出一个新中国么？我曾经很想写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骂不出一个新中国》。人家不怕你骂，现在人家对这个骂的承受力已经是史上最强大的承受力了。作为一个评论人，我始终坚持自己批评的职责。我的义务是批评，但是我并不认为批评就是骂，我更不认为骂能改变一切。我不相信口水上的英勇能够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从自己的脚下，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从自己的每一天做起。
最后，我简短的结束我的演讲。大家会怀疑、会问有没有用，要多久，会不会要三十年、五十年、六十年，那我等不及了，我的青春过去了，甚至我的生命过去了，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在二十二年以前我也曾经这样问过我自己。结果是我越问越焦虑，越问越压迫自己。后来我开始调整自己，再也不问了。我没有目标。有一种势力对我总有怀疑，认为我老谋深算、别有用心，其实都是大错特错。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目的的人。因为我知道目的太具体太确定对自己不好。做事情要完全抛弃了功利，抛弃了目的去做。做多少算多少，像玩一样，像去户外旅行一样，能够用这样一种放松的心态去面对，这是第一。第二点、的确面对那个体制这个机器，过于弱小，什么都不是，弱小到就跟一根稻草差不多。但是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叫做“最后的一根稻草可压倒骆驼”。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没用。你的确就是稻草，但是你未必就是一根无用的稻草。说不准，历史的那种机会落在你的肩上，你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但是，成为这跟稻草的概率太小了，亿万分之一，比买彩票还要小。所以，不要报这样的期待。要有这样的信心、信念，但不要有这样具体的期待。因为最后的那根稻草要有无数根的稻草累加而成的，没有无数根无用的稻草去累加，就永远也不会出现最后的那一根稻草。那么，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这么一根无用的稻草，去不断的累加吧。这是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谢谢大家。
李晓明：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讲。刚刚都是各位老师各自演了独角戏，下面我们来一个三人行。我把话筒交给凤凰网的首席运营官李亚先生来主持。
李亚：非常感谢笑蜀老师慷慨激昂的陈词。笑蜀是一个杰出的时评家，他的职责就是以批判的精神、以激情去针砭时弊。而闾丘作为一个著名的记者，她的立场要求的更多是客观、独立、冷静的报道。也许我们能够听出他们两位在开场演讲中的这样一个区别。接下来我会先向两位老师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把问题交给同学们。首先可能我会请教闾丘几个问题，刚才笑蜀一开始提到了这个时代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青年的无助感、无力感，并且是来源于权力的猖狂。这句话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看到很多类似的感慨。在你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中国感觉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野蛮生长的好处就是权力和利益还没有这么深层次的勾结，或者说权贵与资本还没有像当今这样结盟。所以说，身份并不决定一切，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青年人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感慨，也可能在座的学生理想主义情怀还比较浓厚，特别是毕业几年的年轻人，他们从像《老男孩》那首歌里面能体会到那种心声。所以首先请闾丘对于笑蜀老师第一个观点，关于青年人的无助感来源于权力的张狂这一点，看看您的感受或者评价。
闾丘：其实的果现在来看，无助感是全球很流行的很普遍的一种状态。我们可以看看西班牙，看看欧洲，看看美国。其实我们看看旁边的香港，香港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很流行一种说法，比我们年长十岁左右的这些人，他们当年是从公屋里面奋斗出来的，他们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毕业之后、从国外留学之后回到香港就不像以前，你发现你的生活从一个状态、一个阶层改变到另外一个阶层。那我想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状是，我跟你，其实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之所以有现在，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它使得我们可以掌握很多的机会像经济的快速发展、职业生涯等等等等。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状态，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状态，它会慢慢的停下来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比较焦虑的一点是我们从小的教育或者我们这个社会老是给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很多false hope，不可能实现的很多的许诺，好像你的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大家要学习去接受它。当然，如果在里面有很多不公平的东西，你要去改变它。
这一点我们来看看香港。我还记得天星码头运动的时候，这些本土的社运运动、年轻人的社会运动是没有什么人关注的，从主流媒体到社会各界都没有人关注。但是现在从反高铁慢慢开始到现在反地产霸权等等，你会发现社会呼应的声音，尤其是年轻人呼应的声音是那么的热烈。它会迫使我们这些成年人、过来人、有着话语权或者决策权的这些人去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是哪里错了。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像笑蜀老师说的，如果我们要在这里产生一个互动和回应的话，它可能要比较的难。但是在我看来它不是不可能发生，只不过是要用更大的耐心，你要不断的努力。不要以为一次两次，马上会看到这样一个改变。但是你需要意识到如果你不说的话这个改变是不会来的，你不做的话这个改变也不会来的。你做了的话，它可能不来，但它也可能回来。所以，就像现在的占领华尔街，我会觉得很欣喜。因为我觉得确实过去这些年，一种价值观扭曲了。其实要求这种改变的声音同样也是从年轻人那里发出的。
我们再回顾到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呼声。从中东，然后再到欧洲，然后现在到美国，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对于这样一种改变的呼求，他其实未必一定是意识形态上，但是他至少有一种普世价值上的一个东西，一个价值观的东西。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对于这个社会什么才是成功的标准、什么样是公平正义，他有年轻人自己的观点、标准。这一点我觉得同样发生在中国。我觉得我比较乐观，因为我可能去的大学很多，遇到很多年轻人，笑蜀老师看到了大家焦虑的一面，我反而会看到年轻人身上有很多我们所不具备的，我们这个年代所忽略的很多对人性、个体、权利等等的这种尊重。因为毕竟随着大家的教育、资讯、明智的开启等等，大家的文明标准是在向上提升的。
每一个个体标准的提升对于这个社会、权利、政府肯定会有新的要求不断的出现。而这种不断出现的要求就是一个社会的构成，就像笑蜀老师说，它可能会迫使做出一些回应。我从来没有焦虑过，这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总是去想未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然后我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功利的。你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的话，你觉得是对的你就很轻松的、很快乐的、很自然的会去做。不要想的那么的复杂，很多时候在想几十年我要等多少年，等不到的话你会很痛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生活总要过的，我总要让我的生活我这个人变得完整，我要让我的生活过的很好。而生活怎么样才是好，人怎样才是完整，这是我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去决定的事情。
李亚：我觉得有很多启发。我觉得很多你们的讲话接下去会在未来日子里沉淀，我自己也会去沉淀去吸收。刚才闾丘讲到的可能实际上现在的青年对现实的不满的现象，不光是我们这一个五千年的古国所存在的，全世界有点像六十年代的抗争运动的一个重演，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那么，一个相关问题我可以先请教一下笑蜀老师，像我和闾丘都曾经在美国求学或者工作，我们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有些也充满了对中国一些现实问题的洞察和不满。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如果看看全世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他们所存在的不同的问题，我们发现，就经济的发展而言似乎中国是最给人信心的地方，一个指标就是资金的流向，因为市场是公平的。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或者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是我们朝向文明迈进的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代价，包括诚信缺失、道德的滑坡，是不是可以在未来自动的修复？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包容，是不是可以让这样一个转轨的艰难能够在一个减少愤怒，更充满理性的条件下去进行？
笑蜀：这实际上跟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怎么对待自然灾害的失衡道理是一样的。你刚才所讲的那种所谓的道德的溃败，社会某种程度的无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就是说经济发展必然的要伴随着这些东西，但是没关系，将来等我们经济发展好了，那么回过头来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回馈的、反哺的。我不是太认可这个结论。这就正如我们的自然生态被破坏了，有些破坏是永久性的，永远也不会修复。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社会生态的破坏跟自然生态的破坏这二者有很多地方在逻辑上是一样的。第二点，我也并不认为，可以用经济发展来概括这几十年经济的进程。应该说九二年之后中国有过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有过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那种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秩序本身以及对外开放，我们引进国际的规则本身可以倒逼体制，倒逼出一个规范的体制出来。
但是现在来看，至少我个人这个梦想已经破灭了。从九二年到现在，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抛物线的过程，一个从低点到高点然后从高点再到低点。从高点再到低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面的国进民退的过程。在这全面的国进民退的体制之下，如果是个正常的市场秩序，它不至于带来社会生态的破坏，它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和人心的秩序。相反，经济的发展是跟人心的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它能够带动社会和人心的发展。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发展。如果一种经济的发展必然以牺牲人心、牺牲道德心、牺牲秩序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负面的。
李亚：请闾丘补充一下。
闾丘：我想补充一点。对于道德，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谈论道德缺失，证明我们在警醒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会反过来说，越多人去谈论，越多人的一种不满愤怒，会唤起越多人的觉醒。就好像有人说对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没人管的话由得它去，它涉及到的层面越来越多。以前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它只会让农民、农民工等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事情让我们的中产阶级会觉得我的生活不安全，为什么我的权利天天会受到影响，我的孩子今年要去找一个幼儿园都找不着，或者到了幼儿园我的孩子交给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安全，你在教什么东西给他。每个人突然之间会觉得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都跟我有关系。我会从一个比较乐观的地方来说，这样的话会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不好，意识到我再不做点什么不说点什么这个不好它就让我在这个地方过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讨论道德或者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我都不是那么的悲观。
李亚：我觉得挺好的，能够现场感受到一种具有高度的批判精神的笑蜀老师的观点，同时又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的闾丘的这个观点，这是挺难得的，实际上社会是需要一个很包容的不同的观点的。我以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这个学校在八十年代末期，是中国所谓自由化的大本营。它的一位副校长当时已经不能在学校讲话了。但当时有一位温元凯老师，他当时也给青年学生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我记忆非常深刻。他送给青年学生三句话，来帮他们自己成长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嚼四方言”。在那个时代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温元凯是中国改革的初期一个倡导者。刚才笑蜀老师也提到觉得社会的成长让我们在权力张狂、青年无力感的同时，看到了希望，并且围观可以改变现实。那我想请闾丘给我们的青年学生简单总结一下如果你要送给我们的青年的学生几句话、几句忠告、几句建议，会是什么样的。
闾丘：我之前微博上面就说，我随着人生的成长忽然发现，小时候我受的教育都是骗自己的，比方说放句座右铭在你旁边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一切毫无障碍了，这又是个false hope，又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些习惯它会影响你的一生的。比方说思考，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受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李亚：笑蜀老师你有什么？
笑蜀：我就是三句话。前面两句话已经讲到过了。第一个是“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使它自由”。第二句话是“反求诸己”。第三句话就是从自己身上寻找“灵药”，用这种灵药温暖来影响身边的人，影响这个世界。
李亚：让我们每个个体从每时每刻从当下做起，当我们遇到一系列社会事件的时候，自己会怎么做。我想换一个话题。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比较沉重的。我又想起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博扬去北京大学演讲，他提到了中国的大学生不要那么理想主义，整天关心国家未来。他说大学生就应该在这个象牙塔里面好好享受，谈谈恋爱。我不知道二位有什么看法。
闾丘：我的大学就是这么度过的。
李亚：闾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么？
闾丘：哲学。
李亚：哲学系的。谢谢。
闾丘：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人生的态度从来没有那么的沉重过。其实我生在这个国家，她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去做事情，但是我又不想把自己好像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责任。这样的话你去做的事情反而能做的更多。刚才笑蜀老师说的那些恐惧，其实除了恐惧，我想对我们来说每天都要面对的还有一个是欲望。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是可以去选择的，而这可能时时刻刻放在我们面前。要大一点的房子、大一点的车子，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更有名，然后为了达到这些欲望的话，我是不是牺牲我的这些底线。这些其实是会时时刻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要找更好的工作，要不要送礼给我的老师？我要考试过了我是不是跟某个老师拉拉关系？其实这些都是小事情，但是它涉及到我们做人的原则。
李亚：笑蜀老师呢？大学是不是泡妞了？
笑蜀：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是很传统的。
李亚：我觉得刚才闾丘老师讲的是，我们怎样来平衡我们自己的欲望或者是心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因为我们总说这个社会太浮躁，前进的步伐太快，但是要求说说我们的青年人能够有怎样的修养，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灵。像周国平说的一样，在这个社会中寻找自己合理的位置。这挺难的，他们难免由于周围的来自丈母娘或者是自己的同学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没办法建立自己的这种心态的平衡。或者是想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心态这种事情要求太高了。
笑蜀：呃，我觉得的确是难度挺大的。
闾丘：我有一个经验分享。我是会自己跟自己比较，我从来不跟别人比较。我每一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跟自己比较。举个例子，我会在年底的时候，觉得今年不错，今年出了两本书，已经很满足了。可能到了明年之后，有可能我本来想做的一些事情又做成了，那我会觉得自己又有进步了。那我就会觉得很高兴了。因为呢，如果你要跟身边的人进行比较的话，拿别人的标准来，去观察别人的人生的话，那这个欲望就真的是无穷无尽了。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开心。这是一个我自己的经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别人的经验或者是方法都未必适合你。其实每个人，你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太完美，不经历烦恼，又没有经历过挫折，那你回头看你的人生其实是挺平淡的，没有意思的。所以你经历过一些无序，它会是你的人生的一个阶段。但不要让它持续十年二十年，那你就真的无药可救。当你让它持续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要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有改变，那你就不用害怕。你去慢慢地享受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慢慢地去修正自己。
李亚：我想做一个试验，觉得自己有无力感的或者是心态平和的同学分别举一下手。首先呢，先觉得自己有无力感的人举一下手。好，放下。觉得自己虽然觉得世界有些问题，但是心态还算比较平和的，举一下手。我觉得还是闾丘的粉丝还是多一些啊。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让我们看到希望。
观众：不能这样比较……
李亚：呃，我觉得不是比较谁的粉丝多，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忠于自己的老师。是吧？忠于自己的内心。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提问的机会给这个台下的同学。两位老师也带来了他们的几本新书，一共13本左右。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签名的新书送给我们提问的学生。大家要注意啊，你们提问的水平代表的是中大的水平，代表的是广州的公民的水平，代表的是我们中国青年的水平啊。这样吧，那我就让老师来决定。
笑蜀：好。我们先从后面吧，好吧?那个，我看到那个摄像机后面第三排有个男生，对，是你，对。
李亚：大声吼吧……呃，这里我也声明一下，今天在现场各位嘉宾的发言都只代表个人的立场，各位同学的发言也只代表个人的立场啊。
观众1：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有一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因为采访一个违规的停车场而被当地的街道办的人员给殴打了。而且在有一个节目中，那个街道办最后竟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种态度。我想问一下，现在的传媒记者所处窘境能不能说明公众的舆论权力是在逐渐地丧失呢？
闾丘：我想你不能用这样一个（事例）就马上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你应该又看到一个好的事情，你觉得我们的舆论又开放了。这个月，汪洋说，你会看到这微博上有上传了好多“广东又开放了··”，你会觉得这世界又变好了，其实它可能本质上什么都没变。所以你这是简单地从一件事情推到一个结果。如果你只关心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说，记者（面对）的威胁是很多的。可能在采访期间，会公众或者是一些机构发生冲突，这都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很多人觉得战地记者很危险，但事实上，据全球的统计，死去的记者中，最大量的是来自政治暗杀。是因为报道所在国家政治上的党派的斗争。很多国家都有民主选举。所以媒体的报道很多的时候，你挖对方的黑幕的话，它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所以在很多的国家发生这些。那么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用法律的手段来结束。刚才有一位同行坐在我旁边，他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觉得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很简单，报警啊。如果警察不介入或者是你记录他出警的时间，这些都是你可以后续报道的东西啊。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其中一部分。不过这个同行问过我说，我为什么不打回他。我说这个真的要考虑一下。在中国的法律中，你还手了就是殴斗，互殴，两个人都要刑事拘留的。所以非暴力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当你还手之后，这个事情你原本还能推动一下，从法律的让公众关注，可能会有一些正面推进的效果。但是，因为你的还手，有可能把这个可能给丧失了。
笑蜀：我觉得闾丘老师答得非常完美。
李亚：呃，我做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我们尽量问一些跟大多数青年人可能比较关注的或者比较困惑的问题，不要问一些特别新闻专业的问题，好吗?
笑蜀：那这样吧，为了这个效率，我们让这个话筒每隔三个人就传递一次，传过去传过来。不需要话筒吗？就那个，那个拿着牌子的男生。行行行，那你大家安静一点啊。安静点，你讲吧。
观众2：老师，你好。我想问台上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卡扎菲已经被捕了，你们怎么看？第二个呢，我们怎么参与到这种活动，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参与到这个活动的报道，但是第一个微博已经被新浪屏蔽掉了，请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谢谢。
闾丘：刚才你说你那个被封掉之后，连这个（话筒的）声音都没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要讨论到关于利比亚的话题，其实我根本不关心，卡扎菲他死了？他是被抓了？就好像我们在讨论伊拉克的时候，到了最后，其实没有人关心萨达姆的下落。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利比亚这样一个国家，当它的一个新的国家设立的时候，它的宪法是怎样，它的选举程序是怎样，它的民众的参与是怎么样。如果你真正对国际形势有关心的话，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因为从这个政府进入黎波里的时候，卡扎菲已经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关心的话题了。至于你说怎么样去参与，虽然你的账号被封了，但是你有来听啊。你听到我们讲了一些什么，对吧?然后你回去可以跟你的同学来进行分享，可以口口传播，然后你回去后你可以利用网络上的论坛等。我想你们也不是太多粉丝，所以你们就···
观众3：两位老师，你好。我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但我不是学新闻专业的。但是我个人有一个问题想问闾丘老师。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记者或者说一个媒体人，它与你的人生理想有多大的关系？而且我知道，记者比如是战地记者，它是一份艰巨、冒险和理想主义的工作。我想问一下，你在事业上的激情与在生活中的心态的平和有什么关系？然后让你的事业更好融合在你的生活中。谢谢。
闾丘：我觉得这种问题好难回答，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人生的大目标。我没什么人生大目标，我只有，今年可能会想想我后年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你刚才说到战地记者，刚才就有一位同学讲到，你在广州采访的话也可能会被打。本身记者这一行就有危险，不单单是在战地，它是一个本身在各种场景，都会有危险的（职业），或是来自于内心的这种恐惧。它是来自于，因为你的一个报道就失去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媒体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现状。而这样一个现状会让我觉得，现在做媒体还是需要非常能坚持的。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媒体是我从小的理想。而且我的各种的长处都比较适合它，那这一点我比较幸运，不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么幸运的。
观众4：是这样的。我不是中大的，我是广大的。作为一个不是重点学校的大学生，我一直很努力地在朝着我的人生目标在前进。然后在大学的四年期间，我参加了灯塔计划。然后当我去到灯塔计划的那个时候，我认为···呃不好意思，我得介绍一下灯塔计划，它是一个···
李亚：大家安静一点，简短介绍。
观众4：它是一个组织，就是去农村进行义教的。当我们去之前，我一直都以为我能够改变很多东西，但是当我去到了以后，然后在回来之前，我发现其实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之间我并不能做到什么东西。然后回来之前，那里的孩子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我很肯定地跟他们说我能够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但是，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我发现，我没有时间。我要上课，暑假的时候可能要回家，因为我不是广东人，我要回家陪爸爸妈妈。我一直没有履行那个承诺。然后我发现好像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都像有点不了了之的感觉。我在想，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那么清楚，那么的蓬勃，然后我发现和我现实的生活。我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我不用面对很多社会上的那种奔波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我的梦想和我的现实有很大地冲突了。所以，我今年大四，我在找工作，在这一种我要回到现实中的时候，我会慢慢地忘记我自己的梦想。我知道，这个标题“你可以改变世界”是在提醒我们对社会的责任。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当我们的现实和梦想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保持一种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笑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对自己责备太多。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对自己过于自责，因为你心中还有那么一份牵挂在。只要有这么一份牵挂在，遇到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我想你就会尽心地去做。你现在还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这个机会总有一天会降临到你的身边。第二点，我想，你毕了业之后，面对这种理想跟现实的距离，我现在只能够想到的能够解决的就是说让自己更职业，更忠于自己的职业伦理。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就忠于自己的新闻伦理；如果你是一位教师，你就忠于自己的教师伦理。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无论如何，无论怎样艰难，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梦想在，生活就没有指望。如果生活没有一种梦想在，无论你的生活怎么成功，我想你的生活都是一种庸俗的生活。不论怎么艰难，不忘记自己的梦想。我想你现在就在这个境界当中。你现在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这就好。谢谢。
闾丘：我补充一点啊。呵呵，我没有梦想的。不是，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样去定义梦想这个词，从小我就被教育你要有你的梦想。但是我怎样形容我的梦想呢，我又不知道怎样去表达出来。所以梦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空洞的词。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它不代表我自己做人没有了坚持。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会给你一个教训：做人说话不要那么满，不要去让你的对方觉得有一个承诺在他的未来，它会实现。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或者以后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发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想，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愧疚的话，如果你去反省的话，你会觉得，有很多事情，不是因为你的愿望，就能实现。不能轻易的去承诺别人的，对别人诚实就是对自己诚实。我们的这个标题叫“你可以改变世界”，我觉得你改变自己，做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改变。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责任心强的人，他就是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
老师：我们先给一个问题给微博。因为我们在中大的这个活动是受到很多关注的。
观众5：呃，我不是中大的学生，我是华师的。最近的小悦悦事件，我想问一下，如何避免小悦悦事件的再次发生？我们提出了的问题。可是北大的教授说，中国诚信程度还不够高级。有人甚至提出了重判“彭宇案”是解决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根本措施。你怎么看？另外，我想问一下，关于去年亚运会和大运会中，众多高校志愿者加分的看法。谢谢。
闾丘：好，先说小悦悦。小悦悦事情改变的方法就在于大家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要不断地跟自己说，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办？不要去想别人会怎么办。那每个人想清楚了，做了决定之后，那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会从18个人减到了9个人，然后就变成可能7个人，6个人这样子。呃，至于说立法这一点，今天有想到两个问题。其实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它应该是一个支持这个社会，鼓励这个社会“善”的一个机制上的这样的一个鉴定。而现在我们在立法或者是执法的层面，我想这个需要我们好好地去探究。就是说，立法不是一个那么轻易的事情。我们要看看说我们现有的法律它是不是因为在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导致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惩罚。如果是因为我们在执行的层面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纠正它。因为我没有太仔细地研究。如果这个立法的法律的方面，它没有这样一个去鼓励善，去抑恶的这样一些措施的话，一些条文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因为这种法律它是关系到公众的生活，它需要法律专家和公众的这样一个比较充分地参与。但是它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全国各地也有这样的一些参考的个案。至于加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志愿者他只是各种不公平的加分里面的一种你觉得不公平的一种，你提出了志愿者，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加分的类型。你是觉得这一样不公平，还是觉得说整个的加分系统都是不公平的？你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李亚：我们给一个远一点的，这样一个机会。好，你说吧。
观众6：听得到吗？
李亚：听得到。
观众6：我是中大毕业三年的，也是校友。今天，杨海鹏的妻子梅晓阳，也就是蟹妈，被判了四年的期刑。然后，据我所知，我所认识的中产阶级和网上的一些人，这件事情是他们决定是否要移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座的同学，十年后，十五年后，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一代的中产阶级。然后，我想请问两位，你们怎样看待这个判决？你怎样看待现在中产阶级的困惑？谢谢。
笑蜀：没有话筒，我只能扯着嗓子喊了。呃，杨海鹏是我的朋友，这个案子我也一直在追踪在关注。这样一个结果，坦率地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希望，上海市的有关司法部门，能够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是忠实与法律的饿，来证明中国的法律还是有作用的，从而给中国的中产阶级都吃上一颗定心丸。那么这个机会，我想应该是杨海鹏夫妇提出上诉之后，我想应该还会有二审，现在我希望它不是最后的结果。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而回答。因为我们的制度实际隐含着一个功能，一个可以选择性执法的功能，让中产阶级，甚至是普通人，每个人都可能有原罪这样的功能。因为有原罪，当然就可以选择性地执法，那么中国法制的一个问题。杨海鹏夫妇应该是撞上这样一个枪口。我想，我们应该拿掉那一支枪。正常的法制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怎么看待中产阶级的困惑，这个，吴敬琏老师，也是我的个人老师，他曾经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在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这个梦想是什么呢?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后培育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和一个强大的职业人士阶级，也就是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个梦想，我看来这个出路越来越窄。这十多年来这个国际贫困本身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急剧变形的那么一个。市场经济急剧变形导致中产阶级从经济，到政治，法制的这么一个全面挤压的态势是越来越明显了。然后就有了现在的杨海鹏事件。我想，其实会有这样一种大趋势。在这之前，已经被媒体讨论过了。但是我能理解中产阶级移民的心情。我觉得，无论到哪个国家都是异乡，那些国家再好其实跟我们心底都没有关系，真正是我们故乡的还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我能够做的，我个人都做了，而且尽可能留下来改变这个土地，用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叫做“在自己的故土上找到祖国”。这可能是更好的办法。至于怎么样具体地解决困惑，我没有更多的经验。非常抱歉。
李亚：有了无力感之后，幸福感就很容易来了。我们请后面那个拿着写着凤凰网口号的纸的女同学来。
观众7：我是中大的人，是传设院的。我们有一个叫张志安的老师，在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课时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好记者，你要带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无论你看什么，你都要带一种想法，它背后有新闻。老师你对青年人的建议是我们要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那么你对当代青年记者你有什么建议？
闾丘：我想，你真的决定要做新闻的。你要让这个行业空间足够大地话，你要让自己的专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在新闻报道的平衡和周密，甚至准确性方面都是做得不够的。你要共同去争取一个更大的空间，你要更专业，让别人很难从你的报道里找到你的把柄。唯一自己要想的就是怎样把我的报道做到最好。作为一个记者，只要想这些就好了，想那么多干嘛？如果你一直在这一行做下去的话，你会遇到的问题是，可能你的报道会发不了。我觉得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如果他们还没有触及到我自己的底线的话，我自己还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这个不能报道了，但是我们能报道其他的话，会可以吸引到大家。当然你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要用一个学期四个学期跟你讲，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来跟你说怎么样做一个记者。其实这是未来你在做记者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我一向认为新闻系是白搭的，根本不应该学新闻系。
李亚：这样吧，我们选择一个微博上的问题好吗？
观众8：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现在把这个微博读出来，顺便加一点自己的见解，想问一下老师。是这样子的，网友@惠雯chen说，围观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是不能改变一切。围观的对象、关注度和这种围观是否影响到民众和领导，而民众和领导都会对围观的后果又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呢？还有，当这个公众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围观是有力量的，但一旦是主流媒体或者是知名的媒体人加入了围观之后，这种围观的力量是非常强大，有时候这围观能影响事件的发生，但有时候围观涉猎面太广会影响到事件当事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作为媒体人，或者是当代青年，该怎样去掌握围观的度呢？谢谢两位老师！
笑蜀：这个提到围观的一个后果。这是一个问题，是吧？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待围观，是不是这个意思？
观众8：就是说围观其实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应该怎么衡量一下？像之前的小悦悦事件，那位清洁工阿姨就被定性了自己的职业。
笑蜀：那我想这样说，围观第一应该追问的、最关心的是真相，围观最应该关心的是真相在这一过程当中，媒体人，专业的媒体人应该起一个决定性方向。也就是说，决定围观的方向和围观的质量。因为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去辨别真相的，这就需要专业的媒体人、专业的媒体出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围观确实有很多成功的，有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荣耀，但是围观确实有很多的教训。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在个别的事件上，可能围观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个我们就不一一列举。我只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媒体人怎样在围观当中起作用。最典型的就是李庄案，这其实也是媒体的一种无奈，像李庄案，当初大家围观的时候，其实围观的不是真相，绝大多数人他们所相信的那种真相，其实未必是真相。虽然绝大多数人无法去辨别这种不是真相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的媒体本来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南方周末》的记者在最后的时刻采访到了最核心的、关键的知情人，知道了真相，马上就能报道出来。如果这样的报道能发表出来，那么我想对引导大家的情绪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但是这是媒体的无奈，我刚刚说了。这个报道还没有出来，禁令下来。禁令下来之后报道被封杀，实际上是真正的真相就被封杀了。这不是媒体人自己单方面能够决定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想媒体人要更努力去追寻这个真相。因为如果媒体人不拿出真相来，那么可能这个围观最终走向一个很民粹、很危险的方向，然后出现危险的结果。
本来我不想举具体的例子，但是说到这里我还是举一个。比如说，药家鑫的案子，这就是一个围观的教训。我不是说药家鑫他不该死，按照法律他该死。那么判了他死刑，那么这个判决我没有非议，我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整个围观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我认为是很总结的东西，这其中就有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媒体没有在关键的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而是在药家鑫已经被枪决之后，整个事件已经淡化了，整个舆论已经下来了，这个时候媒体再去追寻背后的真相。但是我认为时间上已经慢了半拍了，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济于事了。这其实是媒体的职业伦理问题，这个是整个媒体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我可以坦白地说，在整个围观的过程当中、整个药家鑫案当中，我其实一直是有疑虑的，但是我当时完全是被整个舆论是泰山压顶。包括我那些朋友，熊培云那些，基本上是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有这样的教训在，所以我个人当时没有议论，我也不敢发声。那么我想我是这样，很多媒体其实也是这样，不敢发声。只是到了事后，然后再回过头来总结的时候，才觉得可能这样是一个问题。那我想专业媒体、专业媒体人在围观中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就在这。也就是媒体本身的价值。我想讲的一点就在这，这是媒体必须要解决的作用。
主持人：我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笑蜀老师讲到的熊培云老师，我们凤凰读报的校园行的第一场实际上就是熊培云老师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题也是《青年中国说》。但是当时可能还与校方的代表发生了一点点不愉快，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的就是今天好像院方好像主动没有来参与，更多地给大家一个宽容的气氛。那么我想对咱们的？？表示感谢。我想追问一下笑蜀老师，两年前在三亚我们凤凰网主办过一次《转型时期的媒体变革》，当时笑蜀老师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是信息过剩、智慧缺乏的时代。透视围观跟社交媒体的结合，特别容易像您刚才举的例子，让人更多地以感性、触发，让我们激情澎湃，但是可能会丧失、减少理性的成分。所以说您觉得围观怎么样更好地跟理性结合起来，让它的价值和智慧能够对社会的秩序的建立有更良性的推动作用？
笑蜀：我想首要的原则是我刚才讲的专业的原则。在围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真相。而能够鉴别真相的是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媒体，要相信专业。然后，专业人士、专业媒体要更秉持独立和勇气。因为在言语喧嚣的情况下，你也要坚持自己对真相的宗旨。这一点我也未必做得很周到。我想我们整个媒体界都做得不是很周到。这是围观的一个缺陷，但是可以弥补。第二点呢，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在围观当中，凡是那种道德极其过剩的，凡是那种过于高调的、过于激情的声音，我想，你要保持一种质疑，要对它保持一种距离。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的话，那么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政治捯饬，避免这种上纲上线，而是尽可能地就事论事。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想在围观过程当中，要有这种设身处地的这种思想方法。就是说要把自己放在自己抨击的、围观的对象的那个位置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总之，一个原则。我曾经在《南方周末》，我原来没有离职的时候，在《方舟评论》，也就是《南方周末》的社评上，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现在不缺道德激情，我们这个时代不缺道德激情，我们这个时代缺的是审慎的激情，审慎的道德激情，就是说，更专业、更审慎。这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几点。谢谢。
主持人：我们还有机会，有两到三个问题。这样吧，那位同学，举着NGO牌子的。请工作人员拿回牌子。大声一点。请大家安静下来。
观众9：两位老师好！我是广州大学东莞新闻中心的记者，同时是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媒体公关部的成员。那么据我们所知，现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如何看待我们青年参与气候变化的行动？还有，我们想改变世界，是媒体来帮助我们实现的，那关于社会公益我们青年人又该如何参与？谢谢。
闾丘露薇：我想说一下这位朋友说的，大家一听到这个气候变化，我就听到很多“呃”这样的声音。这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如果在国外的大学的话，气候变化这样一个话题，他们的一个NGO的民间组织，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参与度很高的。而社会各界，尤其是在国外，对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认知度，除了媒体之外，很大的程度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年轻人、专家学者等等对它的不断的呼吁，然后才让它成为了这样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这样一个话题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撇开气候变化这样一个话题，其实这位同学她提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去参与到一些跟我们有关的公共生活的这样一个连接活动当中去，媒体怎么样去给它支持。甚至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主持的跟凤凰网一起的，我们进行了讨论的，就是关于公益团体的。那我们知道媒体其实应该作为一个像啦啦队的这样一个角色，为这些草根的民间团体提供这样一个发展的、被关注的更大的空间。我其实觉得蛮好的，因为我相信我在教我的新闻系的研究生的时候，只要这个小组这个星期轮到他们写的作业是climate changing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痛苦，因为他们对这个话题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这个世界不会因为这个话题你没有兴趣就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我想，我们反而应该是觉得这几个同学很好，因为他们去参与了在大家看来好像跟我们很远的（组织）。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改变世界，就是去做这样一些你可以参与进去的这样一些事情，这样开始就可以。花一点时间。
主持人：我们请那位花衬衫的男同学。就是你，你别往后看。你讲吧。
观众10：我想问一下，有时候我会跟我同学或朋友聊聊天，比如说聊一些自由啊、黑暗什么的话题，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就扯开话题或者不愿跟我讨论，好像“不关我事”一样，而且是以一种避之若浼的态度。就他们这种刀枪不入的态度，让我没有办法，这样。有没有什么建议？
闾丘露薇：我先讲建议之后，再听笑蜀老师说。我女儿现在在深圳读书，她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发现自己上不了facebook了，也去不了youtube了。她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小孩来说，对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什么人民表达，怎么会有什么（想法）？一个小朋友嘛，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现在你跟她讲的话，她可能会觉得有点懵懵懂懂了。现在（我）在觉得说，可能你跟你的同学在讨论所谓的民主啊、自由啊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你讨论的面太大了，你在想办法要把自己变成已经被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认知，要靠到你的这些朋友的身上。说老实话，我有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去跟别人讨论这些，除非是学界的，大家都蛮有水平的，我还可以学到一些。不然我干吗要跟别人去讨论这些空洞的东西呢？你可以跟你的同学去讨论一些，比方说，他们觉得未来他们要到国外去读书的，所以现在上网没关系，但是会有很多资讯他得不到的。他到了国外之后，因为很快，我们现在网络封锁的话，其实这些资讯都要比国外的很多同年级的人要少很多很多。你可以提醒他说，这样的话，他到了国外之后他肯定是要比人家直接输了很大很大差距的。有很多好看的电影，你们是看不到的，是要跑到香港去看的。所以这样的话，跟他说，到了香港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在家里交流一下，或者带他去看看特别日子晚上的议员的聚会的话，他肯定会觉得非常好看、非常有趣的。其实很多时候民主的讨论是要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样的话，你才真的能和你的朋友讨论得起来。
笑蜀：这个同学的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实际上是中国的百年启蒙的一个主要教训。我们以为一看到民主、自由、博爱这样的概念的宣讲，就可以改变中国，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想把这话拉长了，我想简短地总结为两点。第一点是不要指望改变别人。不要把别人变成为你的宣教的对象，居高临下的：你怎么到不了这种优越，我是有先知先觉的，所以我要向你灌输这种概念。那么这样一种姿态本身是不够民主、不够自由的，会把你跟人家的距离拉开。第二点，你要用自由、民主的理念来影响别人，最好要让人感受到自由、民主是可爱的。那么自由、民主是可爱的，首先比如说主张信义、自由、民主的那个人自己是可爱的，那么他能发现主张自由民主的人跟反对自由民主的人，那个做人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是你本身在职场生活当中，你的那种表现、你的待人接物、你跟别人的相处、你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诸如此类的。也就是说，回到你自己，从自己做起，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一个可接受的人、一个可接触的人。再谈谈我自己，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也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训。有很多主张自由民主的人，自由民主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这些人往往其实是不可爱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要用这种理念去影响别人的时候，首先要避免，要有一个教训。核心的一点，就是说，你信什么，你就做什么。用这种“信什么，做什么”（的理念），让自己变得可爱起来，让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可接受的主义。这是我的经验。
闾丘露薇：我想再补充一点。不要动不动就叫人家“五毛”，因为你也很讨厌人家叫你什么“西奴”啊，或者“美分党”啊。那你如果叫人家“五毛”的话，“脑残”的话，我觉得你跟那些人也差不多，很容易地给人家去定性。
主持人：我们最后一个有质量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有质量的问题我们才结束。其实我们给前半段的学生的机会，把他们这拖了很久了。
观众11：刚刚提问的都是大学生，可不可以给一个不是大学生的人一个机会？
观众12：闾丘露薇老师、笑蜀老师，你们好！我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是想着我有点不敢问的。可是我刚才听到闾丘老师讲了两次“要有广袖”“要光要诚”，然后听到笑蜀老师也讲了一次的陈光诚事件，所以我现在想问，因为你们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青年与时代责任》对吧？就我想，我们要想更好地履行青年的时代责任，可是我们要怎样不在履行责任的同时去招出那些厄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身患重病，然后他女儿现在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可是她上不了学，因为他家人的生活环境都是非常的艰苦。想问一下笑蜀老师的意见。还有一个问题：关注陈光诚事件的人，我相信都知道，就在这个国庆，还有这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网友都去了东芝，去看望他的女儿，可是无数的人都是被打了出来，见不到面，遍体鳞伤，甚至有很多媒体朋友他们都丢了工作，还被当地的公安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对这件事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闾丘露薇：以后提问要有个习惯，不要先说“我要提个尖锐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不是尖锐是你自己决定，但对不同的人大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来说你的问题就不尖锐。还有一点，你刚才说“你反对还是支持这样的行动”，我最讨厌的是，在陈光诚的事件中，人家经常会说“你作为一个记者，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我会觉得，你逼着别人去做一件事情。我要做、我要去、我想去，我自然会去的。如果我不去，我自然有我的顾忌，或者说我的胆子就是没有那么大，我要考虑一下我的得失，等等，所有的东西。我想我们在讲述我们的围观、我们的参与的时候，不是逼着大家每个人都要去成为一个烈士，或者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会尊重，或者尊敬，同时会声援一些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人，但是也可以要接受一些人用更温和的，或者说更懦弱一点也好，在被一些人看来，但是对自己来说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可以做的这样一点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或者说因为有点知名度，所以到各个大学去，有机会演讲，那我可以做到的是，如果在我所工作的媒体它没有这样一个可报道的空间，那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是，可以利用这样的场合提这样的名字。
而我自己在宣讲的这样一个牵涉，比如说发现从一开始的一个人，到最后十个人，到最后几十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他们都会希望我能够在书上写上“要光要诚”这几个字，那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是做到了一些。至于说，我支持还是反对那些网友去做这些事情，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违反，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说如果你觉得他做的是对的话，也没有什么对和错，其实对于陈光诚，我都觉得，我们关注他，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曾经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碰到一个来自临沂的大学生，跟我说“在临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不就是计划生育吗，全国各地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因为他对外国媒体报道了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嘛”。然后我就问他“那他被软禁对不对”嘛，他就会想也没想地跟我说“是错的”。所以我想，每个人关注陈光诚的事件，他会出于不同的原因，而我只是关注几个点。一个是公民的基本的权利。再一个是其他人要去看他的话，为什么会被打，为什么这样的无法无天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土上。我可能只关心这些，而那些网友，他们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从来不关心，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这个问题的点。这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笑蜀：如果大家关注我的微博的话可以发现，最近，至少半个月以来，陈光诚事件一直是我整个报纸的中心，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那么这最近半个月，实际上还可能更长一些，最早从我对王克勤所做的一个访谈，应该是在《南方周末》，在北大的一个百年讲坛上。当时王克勤得了奖，我为他得奖所做的访谈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不断地在为陈光诚的权利呼吁。在这个问题上，道义立场，我想，如果非要站队的话，我问心无愧。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我对陈光诚的那种敬佩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觉得在当今中国，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都非常的复杂。在里面的形形色色的人，也都非常复杂。缺少一种人！什么样的人？纯粹的人。陈光诚就是我认为，我视野当中，无论庙堂里面还是江湖里面，我认为他最纯粹。这是我最佩服他的一个原因。虽然我佩服他，但是我认为刚才的那个同学提问提得对。我们将来如果要捍卫公民权利，我们怎么样避免自己陷于这样的劫难当中？我们崇拜一个烈士，我们尊敬一个烈士，并不等于我们自己要去做烈士。
我之所以一向主张围观，我认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围观属于一种最低限度的抗争，属于一种风险最小的抗争。因此，是每个，几乎每个普通人都能够接受的抗争。它带来的进步是一种毫米级的进步，不是大跃进式的那种狂飙突进的，是一毫米一厘米的进步。但是它所带来的风险也是毫米级的风险，只要是毫米级的，就是可以控制的。我认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我最主张的，我们一方面要较真，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公民权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一定要考虑风险和成本。我不主张不怕牺牲。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怕牺牲，要怕自己牺牲，更要怕别人牺牲，绝对不允许这种鼓励别人牺牲、逼着别人上一线去冲。一定要警惕这种道德绑架。所以，在公民行为当中，我认为这也是我自己这几年来身体力行的。谁欲主张道德绑架，谁在道德绑架上声调最高，我一定要盯上他，我一定要警惕他，并且提醒大家都去警惕他。就是说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的公民权利，但是这必须是最小成本。只有最小成本，才能让这个社会尽可能地少受震荡。否则的话，我说过的，我们很多人其实是无组织的、无秩序的，我们的社会也是无组织无秩序的。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秩序的人际和社会，的的确确承受不起一个剧烈的震荡。这是我要回答的。
观众13：我对你刚才的话产生了一个小小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去上访，可是有上访就有阻止上访。那你觉得从“阻止上访”四个字可以看出来，我们对这个政府还是有点希望的吗？因为就是下面的官员他们怕上面的官员看到，所以才要阻止上访。可是就是陈光诚这件事情，外国媒体报道了这么多，中国有这么多没钱的公民，就写了这么多公开信给胡锦涛还有江泽民总书记，可是他们都没有好好地解决。您觉得我们对这个政府还是要报一种乐观的态度吗？
主持人：抱歉啊，我觉得这个大楼马上要关门了。大家可以接下来关注笑蜀老师和闾丘老师的发表的文章、他们在电视台所发表的言论、他们的微博。我觉得今天大家提了很多，刚才闾丘老师说是尖锐的问题，或者说是小case的问题，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真诚的问题。刚才笑蜀老师在台下演讲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看见他眼睛里似乎有泪水。我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时评家。我觉得爱之深，恨之切。我觉得有些言辞也代表了他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感。那么闾丘老师以她一向冷静客观的、独立平衡的心态，给我们展示的也是一个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和事件。那么凤凰网一直试图要在这样一个这个多元的时代做一个社会多元意见的平衡者。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交流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时代还是在进步的，否则我们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进行这样一个交流。那么，我想，最后一句话：可能，这可能不是一个像郎咸平所说的，一个最坏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你们的时代。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两位老师。（完）
文章引用请标注来源：中山大学中大青年 新媒体部 http://youth.sysu.edu.cn/
